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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女朋友男朋友》:追逐自由与平等(上)

2020-06-10  点赞595   浏览量:684

1985年「一个人跳舞是造反,全校作伙跳舞叫作民意」

说不上是对叛逆还是自由比较有兴趣,在思想禁锢的年代,有一群学生反抗学校体制,追求更自由开放的思想与行为。王心仁是行动派的,是领导者,面对教官的斥责他大声驳斥,无所畏惧。真心想飞的灵魂,无法安居在牢笼里。林美宝或许是天生叛逆,在单亲家庭,妈妈又是声色行业的情况下成长,养成她强悍不愿屈服的个性。

而陈忠良像多数跟随他人的反抗者,他了解甚幺事情是对的,却不敢挺身争取。同为同性恋,他不像许神龙大方承认性向,而是选择隐匿,试着让自己像许多人一般,为难地亲着学妹。陪着林美宝,他才敢贩卖党外杂誌;跟着王心仁,他才敢加入操场舞会的行动。他不敢站在第一线,但在爱人、好友的带领下,也成为了思想禁锢的反抗者。

那一年,他们是高中生;那一年,台湾尚未解严。

1990年「明天一醒来,台湾就不一样了」

八零年代的台湾,刚解严、解除党禁、报禁,孕育出无数充满热情的社运与学运。野百合学运,即是台湾史上影响民主最鉅的学生运动。王心仁与陈忠良延续了高中时追求自由的心,加上大学教育的洗礼,投入了这场学运。这可不是不顾师长反对在操场上挑舞那幺简单,他们反抗的是国家机器,争取的是体制改革。更明确的诉求,更有理的叛逆,也更深刻的自由。

王心仁仍然是领导群之一,站在台上大声疾呼;陈忠良仍然是追随者之一,坐在台下拚命鼓掌。不同的是,经过追求自由的成长,陈忠良也终于开始大胆追求同性的性爱。此时的林美宝,也许是因家境问题而没有读大学,可以感受到提早步入社会的她,对学运本身并不在乎,只为两人安危感到担忧。然而一觉醒来,台湾不一样了,三人的感情,也不一样了。

1997年「政院发言人:天下太平台湾不需要学运」

三人终于碰面聚餐,王心仁接到岳父行政院长的电话,解释着自己的发言,「天下太平,台湾不需要学运。」这样场景,有点熟悉。2004年,诸多参与野百合学运而后来成为公民团体领袖的社运人士,联合起来开了一场「野百合腐烂,好臭」记者会。会中抨击当时政府中学运世代的官员对学运的发言不当,已经违反当初投入野百合学运的精神,包括当时行政院发言人所说的「学生还未釐清体制外群众运动与体制内司法途径的关係」。除此之外,王心仁面对高中好友,不肯承认院长与董事长的利益关係,也会让人想起同为野百合出身的政府官员,后来成为陷入贪汙案的情况。

这些人的堕落,相信让参与过野百合的导演感到沮丧。王心仁的角色,即代表了这些因学运而成为政治权贵的政治人物,在进入充满权力金钱的社会后,成为腐败堕落的野百合。(事实上野百合学运人士进入政府任职,多发生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,此时电影设定1997年,个人推测是因为要让当年出生的两位双胞胎,在2012年可以到达进入高中的年纪缘故)

除了民主自由,在爱情上,王心仁连选择自己所爱的林美宝也办不到,束缚在因权力关係(院长岳父)与社会刻板印象(门当户对)的婚姻。王心仁在走过因叛逆而精采的高中与大学时期,却在社会阶段狠狠摔了一跤。此时,曾经叛逆的林美宝分不清是对王心仁还是陈忠良的爱,竟愿意闷不吭声,作王心仁的小三,跟他一起束缚在现实的困境。

陈忠良似乎接受了一切,他一定从新闻得知王心仁的堕落,却没试图连络阻止。他让在军中就结交男友,因为世俗的眼光而与女人结婚生子,自己就像林美宝一样,闷不吭声做小三。即使偶尔想叛逆藏起戒指,还是默默归还两人的束缚。再度相较于许神龙,不顾世俗眼光、不顾法令,自行举办婚礼,陈忠良依然没有那样的自信坚定。

「我看到一面镜子,我发现我里外不是人」在看到自己关心的林美宝陷入了与自己同样的困境,陈忠良终于大声的对林美宝与自己呛声「妳这烂咖有没有自己的人生呀!」因此陈忠良也下定决心脱离这样的困境,追求爱情上的自由。另一方面,陈忠良也终于把放在心里很久的话,大声对王心仁呛声出来:「我操妳妈的自由民主!」

王心仁算是陈忠良接触学运,追求自由的启蒙者,然而看着曾经的人权斗士却在获得权力后腐败,一股惋惜与愤怒积压在心中。就有如上述新闻中,开记者会的社运人士,又或者包括导演本身,在看到学运伙伴的的堕落,是一样的心情。

争取自由的心,会因为诱惑而忘记;争取平等的心,会因为现实而放弃,如果电影就停在1997年,这会是我的结论。幸好,林美宝给了陈忠良一对双胞胎;而导演,给了观众2012年。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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